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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實踐檢思與理性考量
作者:詹亮  發布時間:2019-09-11 09:51:18 打印 字號: | |

摘 要:家事審判改革涉及諸多方面的內容,諸如裁判理念、訴訟程序、審判機構、管理考評等,而訴訟程序的改革應當系此次改革最為核心之內容。當前,試點法院圍繞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構建進行了系列探索實踐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綜合以觀,其對家事訴訟程序的具體設計缺乏系統性,且實際操作差異較大。基于此,本文即是從立法規制和司法實踐兩個層面對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現狀進行審視,并借以“現實運行、程序保障、訴訟模式及域外借鑒”等四重維度對家事訴訟特別程序構建之必要性作出論證,以此為基準,在明確構建家事訴訟程序基本規則之同時對該項程序進行具體設計。

關鍵詞:家事糾紛;特別程序;維度證成;程序設計

家事案件雖歸屬普通民事案件范疇,具備民事案件的普適特質,但家事案件因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多涉及親情、感情、友情等因素,其倫理性和社會性等專有特質較為突出,且家事案件亦雖承擔諸如普通民事案件的社會控制職能,但囿于其內在特質,家事訴訟職能實現的重點應當界定為修復親情和維系倫理等身份關系,此即決定了推進家事審判改革應當將家事案件從普通民事案件中予以剝離,積極探索構建契合家事審判規律、家事案件特質及家事審判功能的家事審判特別程序。

一、問題分析:家事訴訟特別程序之現狀審視

   (一)立法規制:規制內容分散且系統性缺失

立法層面已經意識到家事案件糾紛區別于普通民事訴訟的殊異性,并對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設置作出若干回應,但該系列涉及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規制與家事案件審理的實際要求依然呈現較大差距:一則,未予制定單獨的家事訴訟程序立法。當前,我國并未制定單獨的家事訴訟程序法,亦未借以民事訴訟法修改對家事訴訟程序予以單列規制,諸如“‘對婚姻無效案件和撤銷婚姻案件之當事人的規定、對與婚姻無效案件相關程序問題的規定、對變更監護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起訴離婚的規定、對妨礙查明親子關系的后果的規定、對解除收養關系和收養無效的規定、對家事訴訟調解的專門規定’及對家事事件分類及案由的規定”等相關內容基本散見于《婚姻法》、《繼承法》及最高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當中。二則,涉及家事訴訟程序的規制內容缺漏且位階較低。現有涉及家事訴訟程序的法律規范僅對家事案件當事人(《婚姻法解釋一》第7條、《婚姻法解釋二》第5、6條等)、家事案件調解(《婚姻法》第32條、《婚姻法解釋一》第9條等)及家事案件非公開審理(《民事訴訟法》第134條)等內容作出規制,其并未涵蓋諸如財產申報、舉證責任、特別保護、心理疏導、社會調查、回訪幫教及司法救濟等全部必要性內容。同時,涉及家事訴訟程序的部分內容主要規定在最高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中,“其效力顯然低于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這同時也注定它不可能全面承載相關程序的價值和功能”。

   (二)司法實踐:未能擺脫對普通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

司法層面雖早已對涉及身份關系的家事案件采取特別程序進行審理并作出裁判,尤其是伴隨家事審判改革的推動實施,試點法院探索形成系列與家事案件糾紛特質相契合的訴訟程序規則,諸如當事人親自到庭訴訟、人身安全保護裁定、調解前置或優先、依職權調查取證等,然則,在傳統民事訴訟規則和審判質效考核指標的交互作用下,家事案件審理對普通民事訴訟規則的依附依然未予解除,諸如“審理期限規則”,即家事案件審理并未能突破普通民事訴訟對審限的要求,為保證在審限內結案家事法官僅注重事實真相和是非裁斷,而忽視了案件所凝結的情感和人倫;“調解優先規則”,即家事案件審理雖遵循調解優先原則,但迫于辦案壓力,調解此種非訟方式并未成為糾紛解決的主導手段,判決之于調解的工具性價值已然更具優位;“對抗訴訟規則”,即家事案件審理未能借以職權介入而對當事人處分和辯論予以適當限制,證據材料的舉示和事實真相的生成依然由當事人主導完成;“社會輔助規則”,即家事訴訟未能突出案件審理的特定功能—“裁判職能之外的修復、治愈及監護等社會功能”,忽視了社會力量之于案件調查、心理咨詢、案件回訪及幫教救助等審判輔助事務的特殊價值。

二、維度論證:家事訴訟特別程序之構建必要

   (一)現實運行維度:家事案件數量激增且類型不斷拓展

    根據最高法院年度工作報告統計,2013年至2016年,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民事案件2174.8萬件,其中婚姻家庭繼承案件671.6萬件,所占比率為30.88%。從全國法院審結的婚姻家庭繼承案件來看,家事案件基數較大,每年均維持在160萬件以上(接近一審民事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一),且增幅較快,尤其是2015年即增加了11.4萬件。家事案件數量的激增勢必引發家庭和社會既定框架的分解與重構,“一方面對法院既有的人力與資源帶來沉重負擔,另一方面,由于家事案件與普通民事糾紛案件在性質與需求上有所不同,較難用一般民事程序妥善處理,這對法院構成重大挑戰”。與此同時,家事案件類型不斷增多,“…涵蓋了婚姻無效、婚姻撤銷、婚生否認、生父確認、同居關系析產和子女撫養、探視權、涉老婚姻、涉農婚姻、涉外婚姻和收養關系等”,案件糾紛的復雜程度漸趨加大,諸如傳統離婚訴訟中不存在反訴問題,但無效婚姻案件類型確定后,則可能出現原告起訴離婚而被告反訴婚姻無效或者不成立的問題。這使得法院在采取一般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審理家事案件的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新問題:探視權行使、代孕法律關系、兒童權益保護的國家責任、家庭暴力、冷凍胚胎等糾紛。

   (二)程序保障維度:特定訴訟標的須配以相稱性程序

根據程序相稱性原理,訴訟程序應當與其所對應的訴訟標的相匹配。普通民事財產類案件主要系基于財產關系而產生,其涉及的利益紛爭亦僅限于當事人的個體私益,并不涉及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然則,家事訴訟糾紛系以當事人之間的親緣關系為基礎,基于身份關系的存在而產生的,其涉及的主要是身份性爭議而非財產性爭議,“即使在家事糾紛中存在財產性爭議,這種財產性爭議也往往是基于身份性爭議引發的,是身份性爭議的附屬物”,如此,家事訴訟糾紛中涉及的利益紛爭即非僅限于當事人間的私益,其亦會對當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利益造成影響,諸如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的離婚訴訟中,既是同時涉及夫妻的婚姻問題及未成年子女的撫養與探視問題,同時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單元,家庭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基礎,家庭關系的和諧與否關乎整個社會秩序的安定,囿于此,家事糾紛即呈現鮮明的社會公益性,具體呈現“婚姻家庭關系破裂或矛盾激化,在打破當事人及第三人之間相對均衡且固定的社會關系之同時,亦借以社會關系失衡形成對人倫、感情或習俗的嚴重沖擊,從而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

   (三)訴訟模式維度:當事人主導偏離家事案件裁判機理

從民事訴訟制度產生和發展歷史看,多數國家的民事訴訟都采用當事人主導型的訴訟模式,呈現“對抗與判定”的基本結構。雖然此訴訟模式下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和程序正義的價值追求更加突出,且查明案件事實的成本損耗相對較低,但其卻偏離了家事案件的裁判機理,“既未考慮到家事案件當事人之間的‘情緒調整’或‘社會適應性調整’,又未關注到家庭未成年人等相關成員的利益維護”。

1、運行基礎的偏離。普通訴訟程序所采對抗式的運行前提是當事人之間資源充裕程度與司法競技能力的均衡,但家事糾紛案件中當事人因家庭角色及分工限制而難以納入統一競爭序列,諸如夫與妻之間、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間、子女與老人之間、兄姐與弟妹之間等非但不能達至實質平等狀態,且妻子、未成年子女、老人及弟妹處于天然弱勢。同時,普通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享有對其訴訟利益的高度處分權,但家事案件中因其訴訟利益并非限于當事人雙方之間,其亦可能對第三方利益及社會公序良俗造成侵害,如此,即須對當事人的處分權限作出限制,諸如離婚訴訟中當事人雙方達成的侵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無效案件中當事人雙方不能就婚姻效力問題進行和解或者撤回訴訟等。

2、裁判對象的偏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應當對裁判對象作出明確,“它是當事人權益爭議的對象,也是人民法院審判權裁判的對象”。普通民事訴訟是圍繞對當事人過去的爭議事實的探知與固定而進行,其裁判對象僅限于案件本身并不涉及案件之外的訴訟利益考量,如此,普通民事訴訟程序確認的案件事實僅系經由證據舉示與法庭辯論程序而被法律強制性規范予以確定的“法律事實”。然則,“家事糾紛因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基于長期的、非單一的、與情感密切聯系的關系,許多問題是非理性、不規則和不確定的”,此即導致家事訴訟的審理對象不能僅限于單純的案件本身,諸如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的離婚案件、預留胎兒份額的繼承案件等均同時涉及案件之外的訴訟利益,此即要求家事法官為妥善處理案件,“不僅要調查‘法律上的事實’,還應關注‘生活上的事實’,并在此基礎上透視案件全貌”。

3、審理方式的偏離。判決與調解作為法院解決糾紛的兩種方式,雖然其目的和根本任務呈現高度一致性,但囿于案件類型與糾紛性質差異,其對判決和調解審理方式的選擇適用亦呈現較大區別。普通民事訴訟主要解決的是陌生人間的糾紛,即便部分案件發生在同事、鄰里或朋友之間,但案件審理的重點依然系事實真相的披露及彼此間的權責厘定,其勿須對當事人的內心情感作出特別關注,此即決定普通民事糾紛的解決將更多借以訴訟對抗形式完成,其最終裁判亦將借以判決形式呈現。然則,家事訴訟發生在家庭成員或近親屬之間,其須予以解決的是熟人之間的紛爭,此類案件多涉及夫妻之間、親屬之間的情感糾葛,倫理性和社會性較強,囿于此,家事糾紛主體間的是非判斷即不像普通民事案件一般涇渭分明,多數問題并不能借以法律層面的權利義務標準作出衡量,如此,家事紛爭即不宜借以法庭的公開對抗予以解決,而應通過更具“柔性”的調解方式解決。

   (四)域外借鑒維度:借以立法形式設置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

“…當今兩大法系盡管其法律傳統迥異,但在家事糾紛解決的領域卻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即立足地區實際和民俗特質借以多元樣態的立法模式對家事訴訟程序作出法律規制:一則,對家事訴訟程序進行單獨立法,即是將家事訴訟程序從民事訴訟程序中剝離出來而制定獨立的家事訴訟程序法律,諸如日本早在1898年即頒布了專門調整家事身份關系的《人事訴訟程序法》,之后相繼制定《家事審判法》(1947年)、修訂《人事訴訟程序法》并改為《人事訴訟法》(2003年)、頒布《家事事件程序法》(2011年)。整體以觀,日本家事訴訟程序立法呈現明顯的“二分模式”,即是涉及身份事件的,適用《人事訴訟法》,涉及其他事件和非訟事件,則適用《家事事件程序法》。二則,將家事訴訟程序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典當中,即是借以專門“編、章、節”等形式在民事訴訟法典中規定專門的家事訴訟程序,諸如德國作為首個有家事訴訟程序立法的國家,其即是在《民事訴訟法》中以“專編形式”(第六編)下設七章分別對同居關系程序等作出規定,“然而上述情況已悄然發生改變,愈來愈多的國家和地區轉向積極推動建立專門的家事糾紛處理程序”,以德國為例,其即是借以制定《家事事件與非訟程序法》(2009年)而取代了《德國民事訴訟法》第六編對家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再以臺灣地區為例,其最新頒行的《家事事件法》(2012年)亦是對包括原“民事訴訟法”第九章“人事訴訟程序”在內的相關法規的整合立法。

三、機制構建: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具體設計

   (一)程序構建的基本規則

1、職權探知規則。辯論主義和尊重當事人處分原則,是審理普通民商事案件的基本理念。與普通民事財產類案件不同,家事糾紛具有高度的身份性和社會公益性,其不僅涉及法律上的身份和財產關系爭議,亦涉及當事人之間情感和倫理關系糾葛,不僅涉及當事人間的私益紛爭,亦與其他關系人的身份和財產利益密切相關。如此,家事糾紛即應對辯論主義予以必要限制,而主要適用職權探知規則,即“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并不完全約束法官的裁判行為,法官可以超越當事人主張的事實進行裁判;當事人自認的事實并不當然約束法官的裁判,只有法官確信自認的事實是真實的時候,法官才將其作為裁判的基礎,法院對自認的事實認為有疑點,法院可以進行職權調查;為了發現案件的真實,法官可以調查收集證據,并不因為證據的不足,直接判決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敗訴”。                                                                                                                                          

2、調解前置規則。與普通民事財產類案件不同,家事審判的職能并不限于裁判職能,而應延伸至修復職能、治愈職能及監護職能,如此,簡單以“剛性有余、柔性不足”的強制性判決形式處理家事糾紛,往往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相比較,調解前置程序則契合了家事審判的根本目標和價值取向—“促成當事人之間恢復感情、消除對立、實現和解、避免沖突”:其一,調解前置程序能夠借以對家事糾紛案件的分流和過濾而緩解“案多人少”矛盾下法官的辦案壓力,從而為法官辦理疑難復雜案件提供審判資源保障。其二,調解前置程序能夠弱化甚或消解家事訴訟的對抗性,并通過對話和交流等多元形式促成糾紛的妥善解決。其三,調解前置程序突破了判決的固定程式,其對事實真相和證據材料的“確實、充分”程度要求較低,且其并不過分要求責任的清晰厘定。最后,調解前置程序能夠規避法官辦案的潛在風險,且調解協議的達成亦能夠確保案件執行到位,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如此,為保證家事糾紛的妥善解決應當在家事審判程序中設置調解前置程序,即是要求家事案件當事人應先經由訴前調解程序,未能達成調解協議的再進入訴訟程序尋求司法救濟。

3、全面解決規則。一般民事財產案件的審理,通常只是對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涇渭分明的裁判,是一種個案式處理。然則,家事糾紛既涉及當事人間的私益,亦涉及當事人以外第三人的利益,甚或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此即要求對于所有因同一身份關系而產生的身份性糾紛和財產性爭議,應當集中于一個訴訟程序中統一處理,具體要求如下:其一,對于同類身份關系紛爭(諸如在夫妻離婚之訴中,第三人針對夫妻二人提起的婚姻無效之訴)和基于身份關系而產生的附帶事項和關聯請求(諸如財產分割、損害賠償、未成年子女監護、撫養費、撫育費等)均可以合并處理。其二,對于在訴訟系屬過程中原告變更或者追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及第三人提出參加之訴等應當予以準許。其三,對于某一行為的效力“不能僅在各個訴訟當事人之間簡單地加以相對確定,而應根據該種訴訟法律上所具有的特殊要求,在全體利害關系人之間統一加以確定”。最后,對于家事訴訟判決應當賦予擴張效力,即家事訴訟生效裁判的法律效力除當事人外,亦及于案外第三人。

4、特別保護規則。婦女、未成年子女及老年人雖作為婚姻關系中的核心要素,但囿于家庭地位、經濟收入及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固有弱勢,該類群體在家事糾紛案件處理中即遭遇訴訟能力嚴重克減,諸如訴訟風險意識低、證據收集和舉示能力弱、庭審辯論和應對能力差、訴訟策略和技巧水平低等。如此,家事糾紛案件不應單純通過訴訟對抗形式從法律層面衡量當事人或者關系人的權利義務,而應突破“客觀程序”的束縛,對婦女、未成年子女及老年人等弱勢群體予以特別保護,從實質層面對各方訴訟利益作出均衡,諸如在反家暴案件中,應當拓寬反家暴證據的可采范圍,并在“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之下確定遭受家暴的婦女的舉證明證標準;在夫妻離婚訴訟中,未能解決未成年子女撫養問題的,應作出不準予離婚判決,同時“處理婚姻關系時老年人合法權益亦要放到重要位置,老年人的贍養應當以家庭贍養為主”。

    5、社會參與規則。與普通民事財產類案件不同,家事糾紛往往系基于特定的、復雜的家庭背景而產生,“所處理的對象多屬親屬間的紛爭,夾雜著彼此間復雜的感情、心理、非經濟性因素”,此即決定家事訴訟除承擔裁判職能外,亦承擔更多的診斷、修復、治愈及監護等社會職能,其意涵有四:由具備人際關系方面知識的人以其專業技術給予相關的心理咨商;由專家利用熟知的社會資源對當事人不適應社會等的狀態進行調整,或請求社會福利機構給予必要援助;由富有經驗者,為當事人提供適當經驗,然后由其自我決定;由專家從法律觀點提供相關資訊,并進行利害關系的協調。易言之,家事糾紛案件的處理,除強力打造以法官為中心的審判專業團隊外,需要借以對社會力量的引入而設置調查員、調解員、心理疏導員等審判輔助機構,從不同的行業領域、不同的專業角度和不同的思維層面為糾紛的全面妥善解決提供必要的建言和協助。

   (二)程序構建的具體設計

1、適用對象。適用家事訴訟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主要包括身份關系案件及與身份關系有關的財產糾紛案件,其中,前者包括婚姻案件、親子案件、收養案件和繼承案件等四類,后者則包括涉及財產分割問題、追索贍養費、撫養費、撫育費等的案件。此外,不具有爭訟性質的案件,諸如宣告公民失蹤和死亡案件、確認公民行為能力案件等應當予以排除。

2、案件管轄。雖然我國并未建立專門的家事法院,但可以借鑒域外國家對人事訴訟程序的管轄規定,將家事訴訟案件交由基層法院專屬管轄:其一,婚姻案件應由夫妻共同住所地的法院管轄,若無共同住所地的,應由與未成年子女同住夫妻一方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轄,仍不能確定的則由被告住所地法院行使管轄權。其二,親子案件應由子女住所地的法院管轄,在妻一方提起訴訟時,妻一方的住所地法院亦享有管轄權。其三,收養關系應由養父母住所地或者其死亡時住所地法院管轄。其四,繼承案件應由被繼承人住所地或者其死亡時住所地法院管轄,對房屋、汽車、商鋪等不動產的繼承則由不動產所在地法院管轄。

    3、訴訟主體。家事訴訟的結果不僅直接影響當事人和關系人的利益分配,更與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如此,即須擴大家事訴訟主體的范圍,除當事人及關系人外,“將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檢察機關納入家事訴訟主體范圍,對于違法形成的身份關系,應當允許當事人、利害關系人和檢察院啟動撤銷違法身份關系的程序”。

4、訴前調解。家事案件應當進行訴前調解,除不可自由處分的事件外,諸如確認婚姻無效案件、子女認定案件等,家事案件當事人在提請訴訟前應當將案件交由法院委托的調解組織和人員進行調解,經調解未能達成調解協議的才能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為保障訴前調解的程序效果,對家事糾紛當事人不參加調解或者虛應調解的行為可以規定一定的制裁措施,諸如罰款或者承擔對方訴訟費等。

5、申報義務。家事案件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全面、如實地履行對當事人基本信息、財產狀況、債權債務及子女撫養情況等的申報義務,逾期不申報或者申報不實的,將承擔不利后果,諸如少分財產、多擔債務或者限制、消減權利等。家事案件當事人的申報情況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經充分質證后由法院結合案件實際予以采納。

6、證據規則。家事訴訟應當突破傳統民事審判“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建立與其糾紛特質相契合的證據規則:其一,擴大依職權調取證據的范圍。將“證人不愿意出庭作證且其證言對案件審理有重要影響”和“未成年人作為證人提供證言”等兩種情形納入納入法院調查取證的范圍。其二,降低家暴案件的證明標準。受害人僅需提供遭受家暴的證明材料,諸如傷情照片、醫院病歷、接警或出警記錄、帶有威脅內容的錄音和手機短信、加害人出具的悔過書、保證書等,加害人則應舉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實施家暴行為,不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欠缺充分的應當推定其實施了家暴行為。其三,加大釋明的力度。家事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應當向舉證能力較低的當事人釋明具體案件需要證明的對象、所需證據種類及相關事實的證明程度,彌補當事人在訴訟能力上的不足。最后,否定自認的效力。家事法官應當依據已經查清的客觀事實及收集并固定的證據材料作出裁判,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明示或者默示自認均應予以排除。

    7、案件審理。家事糾紛的特質及家事審判的職能決定了家事案件的審理不同于其他普通民事財產類案件的要求:其一,不公開審理。家事案件的審理均應以不公開審理為原則,但“不排除對少數嚴重違反法律、社會公德的案件,按照受害方、無過錯方的意愿,采取公開審理方式,諸如嚴重的家暴案件、屢屢出軌的婚姻案件等”。其二,親自參與庭審。“家事案件的審理通常會涉及當事人的身份關系和身份利益,而身份行為又具有不可替代性”,此即要求除不能表達或者準確表達個人意志,或者身體殘疾或患重大疾病,或者因其他客觀原因無法出庭等情形外,無論家事案件的當事人是否委托訴訟代理人,均應親自到庭參加訴訟。其三,拓寬審理期限。與普通民事訴訟不同,除對案件是非曲直作出判斷外,家事訴訟亦須借以訴前調解、社會調查、心理疏導及回訪幫教等程序,修復家庭關系、維護道德倫理。如此,即應以普通民事訴訟的審理期限為基準對家事案件的審理期限作出適當拓寬(一般以三個月為宜),同時對于因案件審理需要而設置的特定期間,諸如離婚冷靜期等,均應在家事案件審理期限中予以扣除。其四,征詢特定群體意見。為保護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在審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老年人贍養的家事案件涉及確定監護人等義務人時,家事法官應當征求被扶養人、被贍養人的意見。

    8、社會參與。家事案件處理過程中,應當積極引入社會力量進行社會調查、家事調解、心理疏導、回訪幫教等審判輔助性活動:其一,社會調查。由家事調查員對案件審理中的特定事項,諸如糾紛產生原因、爭議的實質問題、當事人的訴訟意愿、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狀態等進行調查并形成調查報告或意見,作為法官裁判的客觀依據。其二,家事調解。由家事調解員在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前,強制性組織案件當事人或關系人進行斡旋和調停,通過非對抗形式尋求當事人或關系人對身份利益、財產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配置的平衡。其三,心理疏導。由心理疏導員對家事案件中存在人格障礙、心理創傷的未成年子女、性侵對象、家暴受害者等當事人或關系人進行心理評估、心理咨詢、教育輔導等,幫助其消除不良情緒,修復心理創傷。最后,回訪幫教。由回訪幫教員于案件審結后對裁判文書執行情況、家事案件辦理情況等進行針對性回訪,并對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勢群體進行跟蹤幫教。

四、結語

家事審判方式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制度配合,但對于人民法院來說,其核心是訴訟程序的改革與探索。當前,試點法院圍繞家事訴訟特別程序的構建進行了系列探索實踐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綜合以觀,其對家事訴訟程序的具體設計缺乏系統性,且實際操作差異較大。如此,即須在借鑒域外成功經驗及本土探索實踐之基礎上,通過專門立法或者專章規定等形式對家事訴訟程序作出立法確認,并對其操作規程進行具體且合理的設計。


 

 
來源:梁平法院
責任編輯:宣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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